这个差距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持久的动力,也将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我国的城市化过程现在还只走了一半。高储蓄是居民着眼于未来而对当前消费的牺牲。

在亚洲，这样的条件天然存在于国民生活习惯之中。2008年与1978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了26%，肉类消费接近原来的五倍，食用油五倍以上，水产品七倍，牛奶、水果二十多倍。1952年和1978年，中国人均GDP 按当时汇率计算，分别只有36美元和220美元，各自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 的1.6%和2.1%.2008年，人均GDP 合3260美元，是美国的7.2%.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及国家统计局数据，下同）。政府行政管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另外，决策者没有给市场经济发育提供时间和条件，而是一夜之间打碎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造成经济瘫痪，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十年经济大衰退。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以来，历届党代表大会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无限期推迟或半途而废。这两类行业整合在同一个平台上，同样可以使两者都有可能顺利融资。

融资平台所能集成的资金来源于四个方面：一般国有企业已经拥有的常规融资渠道。被赋予出资人机构的职权之后，落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以及实施资产经营所取得的财务收益。政府投资的项目可能随时增减，项目的负责人可能频繁调换，作为出资人代表的融资平台则是基本稳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机制地方政府把基础设施领域中政府投资的项目、企业、行业进行整合，成立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运作（包括项目融资方案设计与实施、为项目提供资本金和还款担保等），这就是融资平台。

既然决策在先，项目公司在后，项目公司就只能承担建设责任，而不能承担决策责任。这或者是因为它们产生于设立国资委之后，或者是因为被另列为政府投资而区别于国有企业。

目前，全国已有约3000多家融资平台，它们多以城投公司的名目在运作。大资本金来源从来都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焦点问题。不管是权益性的还是债务性的资金，当拨付到项目上的时候都可以成为资本金。实际上，为了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当然需要成立项目公司，但是项目公司和项目一样，都是政府决策的产物。

防范财政风险溢出融资平台通过负债为项目提供资本金，无疑大大增加了整个基础设施投资的杠杆率。完善融资平台的相关制度融资平台的本质是为了完善出资人制度地方政府组建国有公司作为融资平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所给予的融资政策。融资平台对于项目的融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

融资平台的债务当然要由它自身来偿还，但是这些债务资金通过融资平台再投入到基础设施项目，就成为项目不必偿还的权益资本了，这就使得银行对项目放贷成为可能。项目法人责任制易使项目的决策者和出资人得以逃脱责任，因而没有多大效用。

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创造出融资平台这样一种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有效拓展了项目资本金的来源。一些有改革意识的地方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但是，投融资体制还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

其主要原因在于错判了责任者。但是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带来了很大的金融风险，必须对其加以防范和控制。如果把这两类项目放在同一平台上来融资，就有可能以丰补歉，使两者都出现较好的还贷能力。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陆续以国资委的形式建立起了出资人制度，向分级所有、政资分开的市场经济体制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与银行为项目资本金提供软贷款的运作大同小异。其二，国资委以扭亏增盈、保值增值为核心的管理办法，只适用于竞争性领域的工商企业，不适用于基础设施领域的企业。

长期推行的项目法人责任制是这样认定责任人的：由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和偿还债务以及资产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承担风险第一代农民工可以回家,第二代怎么回呢,生活教育都在城市,现在第三代都开始了,要承认现实。

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住房是中国老百姓死认的权利,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早就说了,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观。

这些具体政策可以依照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地改革,比如对于大多数只有一套房的家庭,就可以考虑免交房产税和继承税等。要意识到,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为了GDP去抽掉自己的社会基础,西方的公共住房发展出来也是考虑它的社会后果,考虑社会的整合和稳定,中国也是这样的。

城乡二元加上农民工三元社会要怎么消化?要消化就要土地,这个东西得好好想一想。实体经济越不好,房地产就越大发展,这点很容易理解。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仅仅被视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一边是2009年金融危机,一边是房价依然涨字当道。

所以说,住房首先是社会政策,其次才是经济政策。而地方政府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

南方日报:依您之见,政府应该如何调整眼下的房地产市场导向?郑永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GDP主义也是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中国的生产性投资过度,社会性投资严重不足。

很长时间以来,GDP主义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可以通过实际的税收机制来保护穷人,保护社会。

土地是核心问题,一定要去做的。如果供大于求,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买不起房了。GDP主义使社会更加脆弱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上。工薪阶层是可以付钱的,主要是公共住房的价格要合理。

如果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上,它们既要财政收入又要完成GDP指标,很多地方不卖地又能做什么?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南方日报:面对社会的不满,尽管也有一些政策出台,例如廉租房和廉价房,但远不能解决问题。

GDP主义恶劣的另一方面就是追求GDP帮助资本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社会成员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地投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中去。所以在房价问题上,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外资都是利益共同体,最受害的是老百姓也是中央政府,对社会来说则是既没有短期利益更没有长远利益。

房地产本身就是GDP的保证之一,如果GDP增长8.5%的话,卖地就占了4.4%。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